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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无故事

(一)阿凡提

美国东部刚下了一场暴雪,美国人民如临大敌,新闻里连续两日滚动播出东部几个大城市禁行的消息。我躲在屋内把暖气开到极大,冰箱里堆满了食物 ,好像在等末日降临 。第二日早晨推开门 ,雪况并不那么槽,只是在暖气房被烘干脱水了一日一夜的皮肤,忽然被凛冽的空气一裹碰,像在脸上一齐划开好多个口子。我赶紧呵了一口气在戴了手套的手上,捂 在脸上。脸没那么疼了。

就忽然想起了九年还是十年前我在北京认识赵家蓉的冬天,有天晚饭点儿我站在西藏大厦楼下等赵家蓉,只穿了一件羊呢大衣没有帽子和手套的我被冻得都要魂魄出窍了,赵家蓉见到我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伸出手往她手心儿呵了一大口气,然后用手罩着我的脸 ,她戴着手套,呵的那口气好像化成软软的绒手套上温温湿湿的好多小珠子,弄得我感觉像脸上突然被她亲了好几口般地不好意思。

九、十年前的冬天,我刚毕业不久,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小小审计员,刚好被分到一个要出差至北京的项目上。这是一个“会审”的大项目,各个子地区的审计组全部汇集到北京,洋洋洒洒估计得有百来号人,全坐在一个像国企大饭堂的大屋子里,连办公的桌子也像是饭堂里的长条桌,大家在长条桌两边依次坐开。大屋里时不时传出像喊号子一样的声音,有人隔着老远地喊:XXX省,你的XXX数是什么?那时的我连怎么过Journal都还不是很搞得清是怎么回事,我的工作就是找数,我的小组长问我一个什么数,我就哗拉哗拉地找,然后大声地报数。这般景象对我来说也实在是新鲜有趣。

我的小组负责的是个小地区,来自广州所上京会审的只有我一个小朋友,还有一个北京本地的小组长,大屋内的人我基本不认识,其余几个常打交道的就是三两个香港来的常常问问题的经理们。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北京本地的小组长回自家去了,剩我孤零零一个人,几个香港人就把我捎上找饭吃。

有一天晚上,跟着这帮香港人到了一家叫阿凡提的餐厅,我一看餐厅里错落有致的大长条木餐桌,不禁傻眼:白天工作坐大长条,晚上吃饭还是坐大长条!一个香港经理笑说,这个餐厅很有特色的,吃完饭你可以踩上这个桌子跳舞!另一个香港人故作神秘地对我说,你们广州所的老大很喜欢这里的,特别钟意这里一个跳舞的女仔!

不记得这家餐厅的味道到底好不好了,只记得台上表演跳维舞的女孩儿们真的都很漂亮,特别出人意料的是还说一口特别溜美语腔调的英文,九点多的时候客人们吃得差不多了,服务员开始清盘子,女孩儿们就中英双语地鼓励大家跳 上长条桌跟着她们跳舞。有一个女孩儿和男孩儿留在台上独舞,其他人走入食客中,跳上各张桌子,拉着食客们也纷纷加入。

一个香港经理指着留在台上独舞的女孩儿说,那个就是你们老大特别钟意的女仔啦!

(二)男孩女孩

那个时候在所里出长差,还不能每个星期都回家,只有三个星期以上才能用公费报销回家的机票,大家基本都有两个周末要在出差地过,几个香港经理又把没有北京小组长罩着的我捎上和他们去泡周末的北京酒吧。

有一次去了一个叫男孩女孩的酒吧,据说这个地方出了好几个火了一阵子的歌手,去的那个晚上有个女孩登台唱了首很奇怪的歌,喔 爸爸…嘿妈妈…喔 爸爸…嘿妈妈…然后就飞呀飞(我就是这样才知道了有个王蓉,唱了首神经兮兮 的《我不是黄蓉》,和《爸爸妈妈》)。几个香港经理就很激动,叽哩叽咕争论这个女孩子是不是就是阿凡提 领舞的女孩子,一个非说不是的经理问我看是不是,我一心茫然,阿凡提里领舞的风情万种的维族姑娘忽然变身冷艳女青年唱着这么一首后现代的歌。几个香港人就非要说等她下来后拉她过来请她喝酒问她是不是。

后来她休息时还真被拉过来了,一问,还真是阿凡提领舞的那个女孩儿。几个香港人就很开心地起哄。这个女孩儿倒也不怎么搭理他们,反倒对我很感兴趣的样子,坐在我旁边,也大多数时候只朝着我和我说话,问我哪儿人,哪儿毕业,做什么。她对我的工作好像比我还弄得明白,我真心觉得她是特别聪明,唱英文歌时英文也太纯正了,一问她,北二外的。听我说我至少好几个周末要呆在北京,又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在这儿,她凑我耳边说,等下去洗手间给你我电话,下次在北京我带你玩儿,别跟着这帮人!

(三)西藏大厦

就这样我认识了赵家蓉。一个长得漂亮、唱得好、跳得好、说一口特溜的美式英文的北京姑娘。后来在北京的周末我就真的只跟着她混 :簋街(才知道了这个字读鬼),三里屯,串胡同儿,吃小碗牛肉和北京的大排档,我们俩还去保利剧院看了一场原创小剧场 。每次吃饭喝东西都她都要抢着付钱,我很不好意思,她说,妞儿,这能有多少钱啊,而且你才刚毕业,也没赚多少工资吧?– 明明是我比她要大个一岁,却偏偏被她叫成妞儿。

后来我决定要请她在北京吃高档广东菜。做好了功课,去了家叫盛世唐宫的,我专挑贵的没标价格的时价海鲜,但真没吃到什么特别正宗的广东菜式,却让我出了一个大糗。我刚工作不久,私人只有一张3000元额度的中行信用卡。我们出差常得自己垫付着钱再报销,结果我也没谱,没心算一下时价海鲜的时价和重量,卡上所剩的限额竟然不够买单,服务员拿着卡走来回了。赵家蓉在旁边笑得够呛:小妞你逞什么能啊?说着就要抢单 。我脸都红了,最后硬是把她制止住了,用我的借记卡付了账。走出餐厅那会儿估计我脸还是胀红胀红的,并排走着的她忽然把我身子掰过来给我一个大熊抱,说,太感动啦!广东菜真的好吃,等我去广州你你带我吃遍广州!

一顿特别囧的广东菜和一个大熊抱后,我们厮混的时间从周末延伸至了工作日。我们的碰头地点总是我住的西藏大厦酒店前面。赵家蓉周六晚上唱歌,周四和周五跳舞。我工作日里说不准几点能下班,于是常常是观察着小组长给他家里人或是女朋友打电话了,我再给赵家蓉打电话:今天要不要加班,大概几点几点能走,我先回西藏大厦,然后等她来接我。之前一起混饭 的几个香港经理见我越来越独行,起了疑心,问我是不是在北京新交了个男朋友。

在会审的大房间打私人电话是件难事儿,大房间里本来手机信号就不好,再加上大家坐长条桌,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毫无隐私可言。我打电话都跟做贼似的,跑出大房间,推开消防门走到楼梯间,楼梯间信号比大房间还微弱,得打开楼梯间的一扇小窗户,右手肘撑在窗台上脑袋手机都稍微伸出窗户外一点儿,说话才听得清 。我是穿着一件单衣从暖气房走出来的,每次打电话给赵家蓉,我都冻得一个透心凉,加上张着嘴在冷风里说话,竟然得了急性支气管炎,不发烧,光咳嗽。

有次赵家蓉听我说句完整的话都困难了,说你们南方的姑娘真是娇弱啊,吹吹风就病 了。要么晚上你别出来了,在酒店呆着,我带东西上你那儿吃。又问我,你平时咳嗽了都吃什么止咳呀?我说,蛇胆川贝末。结果那天她除了晚饭,还带了一保温壶的白萝卜糖水。她说,实在没买到蛇胆川贝末,我听我朋友说白萝卜麦芽糖水治咳有用,给你煮了一大壶。我打开保温壶一看,黄黄的水上漂着好些块看起来还生生的白萝卜,我倒出来一咬,白萝卜还有生辣味儿,给她也一尝,我们俩都笑得不行。赵家蓉说,饭可以不吃,这水你可得喝了。于是我们俩餐馆打包来的饭菜也先放在一边儿,一人各喝了一肚子生辣萝卜麦芽糖水。

那天晚上赵家蓉先是在我躺着的单人床上从身后抱着我,在我咳的时候拍拍我的后背,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地、睁大了眼睛地听她的呼吸声。后来终于她起来跳去了另一张单人床,我也迷迷糊糊有了睡意。夜里我咳醒找热水喝的时候发现她睡得不是很踏实,翻来翻去,我小声问赵家蓉我有没吵到你?她却又没作声。

(四)东方广场

那个时候没想过为什么会和赵家蓉这么地要好,只觉得她和我从前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过了很久听到有个词儿,叫“文艺女流氓”,在我认识的人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赵家蓉。我认识特别文艺的女孩儿,当然也认识属流氓一派的男孩儿,而赵家蓉呢,就像是站在左端是文艺右端是流氓的这条轴上的中点的一个人。她曾凑在我耳边说“下次我带你玩儿,别跟着那帮人”,一口一个“妞儿”地叫我,一转身却又唱起安静的英文歌,在明明被我吵得睡不着的夜里背对着我不作声。

在北京就这么呆了快四个月,天没那么冷的时候我从客户类饭堂的大房间挪去了我们北京所办公的地方,东方广场。恰逢我们所的老大,一个香港人也正在北京所出没,我们这位老大最憎恨员工“没格调”,再三强调我们要“professional”,要“elegant”。我还记得他说,穿着很cheap的衣服sell service,人家会觉得你sell的service都很cheap。于是我也就没像在客户那里入乡俗地穿得那么乡土气息了,每天都西装套装蹬着高跟鞋人模狗样的。

赵家蓉还是和我常常工作日约晚饭,可是我不能走得那么利索了,有几次估计是被人看穿我眼神涣散没有足够的workload,在我正打算call it a day的时候被不认识的资历高级一些的同事们揪去打点儿下手。

赵家蓉在东方广场楼下等我,被给同事揪住的我放了两次鸽子。还有一件事让我有点犯怵,我想起香港经理带我去阿凡提餐厅吃饭的时候说,这就是你们老大好钟意的女仔。我一直没敢问,难道她和我们老大有什么交集,万一有交集,东方广场同事们来来去去的,说不好就这么巧在我们碰头的时候撞见我们老大,该有多么地尴尬!于是第二次放她鸽子后我和她说,以后一起吃饭别在东方广场等我了,你先去吃饭的地儿,我可以坐地铁去找你。

有一周我刚从每三个星期一次的home trip (我们管每三周一次公家报销机票的回家叫home trip)回到北京,给赵家蓉带了一个大礼品盒的广州陶陶居的XO瑶柱酥。回来的那个周二我拎着礼品盒去东方广场,打算晚上拿给已经约好吃饭的赵家蓉。不想被眼尖的北京所的同事发现,问我是不是带给大家吃的。我脸皮特别薄 ,不好意思说不是,只好硬着头皮拆开大礼品盒放在台子上,大家竟也不客气,路过看到就拿一小盒。我一边笑着说不用谢一边气得挠心。后来我只好很猥琐地趁没人看到把四五个小盒独立包装的瑶柱酥扫进我的电脑包。晚上见着赵家蓉时我从电脑包里掏出几个压得很难看的小盒子,摊在饭桌上,看着那不争气的丑不拉唧的瑶柱酥,气得眼泪都出来了。赵家蓉拿起一个小盒子扔我,说,这么点事儿也犯得着哭?!我更气:本来就快挤碎了,还扔?!

(五) 大北京

我快结束项目回广州了,就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已经不用下班时把高跟鞋换成防水的靴子才能好好儿走路了。同事们散伙前几堆人几堆人地吃“收job”饭 ,几个香港经理又提议去阿凡提餐厅, 这回我的北京本土小组长也参加了。我提前告诉了赵家蓉,刚好是她跳舞的晚上。吃饭时香港经理又指着我把“她们所老大好钟意的女仔”这个梗拿出来说,我的小组长也是八卦的家伙,很有兴趣地问这问那,香港经理们就说,在三里屯的酒吧又碰上过这个女孩呢,没想到唱歌也很好听,这个女孩是北二外的。

我的北京小组长说,哈哈哈哈,你们有没有听过“好男不娶北二外,好女不嫁北建工”啊?几个香港经理马上睁着放光的眼睛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北京小组长就娓娓道来,几个香港人听得边使眼色地暗笑,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听得我心里冒火,表面上还装着呵呵笑。

吃得差不多了服务员们在陆续地收盘子,有穿着民族服装的男女在走来走去,跳舞的时间又快到了,我远远看见穿着民族服装的赵家蓉朝我们走过来,我突然间耳红心跳,想着不知她会说些什么我又该怎么接。不知道她是不是看出来我非常紧张,于是她只是和我们笑着打了声招呼,然后便走到离我们两桌外的客人处说话,好像是她的熟人。几个香港经理又照例很激动,说肯定是她记得我们。

而我的心好一会儿了还使劲儿地扑通扑通跳,也不知为什么。

阿凡提收job饭后我就没能再找着机会和赵家蓉吃上一顿饭,只在我上班的时候她专门跑过来东方广场楼下一起喝了杯咖啡,我老是提防地东张西望,生怕我们所的老大take a coffee break倏然出现在买咖啡的队列中。

走之前我觉得该有些什么仪式一般的东西,比如去她曾经用手捂住我的脸的西藏大厦前再晃一晃,或者和她去她给我留下电话号码的男孩女孩喝上一杯,又或是和她去她走过来时让我紧张地脸红心跳的她跳舞的阿凡提好好地吃一顿饭,只是这一次我不必看她跳舞。

然而终究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地,我便回广州了。

(六)大城,小城

到广州后我给赵家蓉发了条短信,意思是谢谢她几个月的陪伴,我去北京好多次了,但是这次是因为她几个月的陪伴我才觉得北京原来这么地美好,更喜欢北京了。

就这么条短信我写了删删了写改了好几次才发出去。主要是我们好像很少短信沟通,都是打电话。一时间要付诸文字的时候竟然有点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意思,写得多一点觉得酸,根本不像我们面对面的说话方式,写得少一分觉得疏,我们大笑着一起喝黄糖水嚼生白萝卜的记忆让我写不出“如果有来广州一定要找我”这样的短信。

具体短信是偏酸还是偏疏我记不大清了,但赵家蓉过了好久才回我,而且她回了我一条英文短信。赵家蓉英文那么好,却从没在我面前说过英文。

她回我的英文短信是,Wish you lots of love, joy, and happiness.

看完我整个人都不大好,有难受,也有失落。

我就没有再给她短信。

和北京比,广州就像座小城,好像有些在大城的背景下说的话做的事,放到小城中就不那么自然,比如“下次在广州我带着你玩儿,别跟着那帮人”…又或者是我在广州等赵家蓉晚饭,她大概也不会呵了一口气在手套上然后捂着我的脸让我感觉像是她亲我过后口水留在了我的脸上而不好意思。

反过来也一样,在小城,我常常买一塑料袋简装的陶陶居XO瑶柱酥,放几包在手提袋里,坐在出租车后座上饿了顺手撕来一包吃,吃了手背抹抹嘴屑子撒一身,我大概不会,在广州某个餐馆,因为带给赵家蓉的瑶柱酥盒子被挤歪了而气得掉眼泪。

之后我换了新手机和新号,更是没有再通过电话,但是我还是把她的号码办理入到新手机里。后来我因私去北京好些次,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鼓起勇气发个短信说,嘿,是我啊,我换号了,我在北京,见一面好吗?!

再过了几年,我又在一个冬天去北京,那时我已经从所里辞职了,约一个transfer去北京所的旧同事吃晚饭,我在东方广场楼下等她,不期然看到穿着一身很挺的西装的围着围巾的我的“前老大”一边在啃一个麦当劳的包包,另只手里拿着一杯麦当劳的饮料,步履匆匆从门 外走进东方广场,估计是要赶回去加班,都到电梯前了还不忘低头多啃几口包包。看得我目瞪口呆,有那种“豪门梦碎”的感觉,说好的”格调”呢?说好的”elegant”呢? 就算再忙,也不是应该眉头紧锁地握着杯加冰的威士忌最多心不在焉地从高冷的小冷盘里拿点东西吃而不是边走路边啃麦当劳吗?(后来这个梗也被我用了很久,每每和旧同事碰面,说起这件事,都能好笑上一阵子。)

看到“前老大”匆匆啃麦当劳包包的样子我在心里偷笑,笑着笑着便不知为什么转而想起了赵家蓉,便觉得一点也不好笑了。

这就是我一段有关大城的故事。

其实我也不确定算不算是一段有关大城的故事。大城的故事每天上演,我的故事,也许本不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