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者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感冒发烧,去医院看了个医生,医生吩咐回家多喝汤水多休息。过几天回家,收到一张几百美元的账单,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看来和颜善目的医生怎么给自己背后来了温柔一刀。

又或者是这样的故事: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遇上了紧急状况,阑尾炎或是小型车祸,在疼痛难忍之余,还不忘向相助的人大喊,千万别送我去急诊!!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又有点心疼。

不过这样的故事倒是一点也没有夸张。

美国的医疗费用,除了与用的药物、执行的医疗程序外,还和site of care医疗处理发生地有关。我再用我所熟悉的癌症来说吧,假设有一个注射的癌症药物,所需执行的医疗程序是请专业医护人士进行静脉注射,并由医护人士在短暂的时长观察可能有的不算大的副作用。药是一样的药,医疗程序也一样,一般情况下,费用从高到底为:inpatient setting(住院部)> hospital outpatient setting(医院的门诊部)> infusion centers (专门的注射中心)> speicialist physician office (专业医生私人诊所)> non specialist physician office (非专业医生私人诊所)> home setting (在家由医护人士上门注射)。

这样的排序虽然和我们中国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们常常是去医院门诊部排队看病比去可以预约看病的几个私人医生开的专家诊所便宜,倒也并不太难理解。

可是如果告知病人,还是同药同治,你去hospital outpatient setting医院的门诊部接受注射收到的账单,会比你去非专业医生私人诊所接受注射收到的账单高上个300%甚至更多,你的脑袋可能会轰地一声像是炸开一般吧?

嗯,残酷的事实是,确实是这样。无怪乎“倒在血泊里的中国学生用微弱的声音呼喊到–千万别叫救护车送我进医院急诊部!”

我的儿子四岁那年由中国来美国,带着一口烂牙–20颗乳牙19颗蛀掉,有4颗溃烂牙根部必须全部拔除以防感染和影响以后的恒牙。这是一个需要全麻的手术医疗程序。儿子的牙医对我说,你去和儿童医院预约一下做手术的时间吧。

当时的我已经进了医疗这一行,听到要手术要在医院做我的心颤了一下。我知道儿子的烂牙及反复的囊肿溃烂刻不容缓,但是我还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可以负担手术费用。

我对医生说:有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把手术在您的牙科诊所做?我可以付现金给你?

医生说摆摆手,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是他需要全麻,我们需要医院的场所与医院提供的麻醉师。

后来儿子当然还是尽早做了牙科手术,全麻后拔除了4颗牙齿,并提前在医院的inpatient setting住院部订了床位以术4-6小时内等待苏醒与可能的麻醉所致紧急状况。

儿子的牙科保险挂在我的名字下,后来我收到账单:我的自付额是1.12万美金,相当于7万多人民币。我的公司保险出了大约60%的治疗费用, 大概是2.8万美金,相当于19万人民币。总治疗费用大约4万美金,相当于27-28万元人民币。

我肉痛的嗓子眼儿发干,虽然保险帮我承担了2.8万美金,我当时也没有1万美金的现金可以付。我和儿子的牙科医生哭穷,说我实在是没钱,能不能他把他自己收取的医疗程序部分减少点,最后一拖再拖,儿子的医生又帮我交涉,算是把我的自付额改成了9000美金,还允许分期付款,这才算了了一桩事情。

我拿起儿童的医院账单,虽然心里早有数,但还是尝试看了看账单的明细–如我所料,基本每一项都看不明白。

在我做医疗咨询的时候,做过不下十个关于注射的药物。所有注射药物新药上市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site of care,接受治疗的场所,怎么才能避免药在高费用治疗的场所被使用,而更多地在低费用治疗的场的使用呢?怎样才能避免给保险公司、少给病人增加金钱负担呢?

因为不仅病人看不懂医院明细,专门的医疗保险公司也看不懂医院明细,甚至连医院的内部人士也不一定看得懂医院明细。我曾听到这样的轶闻,不曾求证:有一些来自不同医院的专业医生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来检视医院的hospital chart of accounts(医院制定的不会公开的价目表,通常是一个代码对应一个条目和所收费用),再根据医院出给病人的账单,尝试理清能不能通过账单看看病人究竟接受了什么医疗处理,细项收费是如何。结果没有人能够理清。

这是因为,大多数的医院从来不公布价目表。即使公布了,你并不能从条目的定价清晰地辨别药价、实施医疗程序的价格。医院制定条目时可以定mark-up利润加成,把医院的设施费facility fee、维持成本、政府费用、人工费用等等混入其中。一个药物的价格是100美元,但是在医院的不公布的价目表上,同一药物的标价可能是500美元。

因为保险公司也没办法搞清楚价目表到底是怎么定的,每家医院还方法各不相同,所以大多数的商业保险公司在面对医院的赔付账单要钱时,说这样吧,我们用个percent of charge“索价打折法”,我也不想弄清你这细项是怎么出来的了,但咱们生意人,看长久的,咱们定个友情折扣,以后无论你管我要多少钱,我就按咱们事先商量好的折后价付给你。

根据Magellan的调研报告,同一医疗程序,医院的不清楚细项的加成出约高于其他低费用治疗场所300%,甚至有高出1000%的。

同一份报告统计,美国商业保险公司对80%以上的在医院门诊部发生的费用赔付使用“事先商量友情索价打折法”,对于医院门诊的索价,商业保险公司平均打折是34%,意味着按医院索价单上的66%付钱给医院。

打个比方,我的车刹车坏了,进了修车厂要换个刹车片,我知道刹车片的成本是200块,修车师傅每小时人工是100块,师傅换刹车片用了2小时,总共我应该付差不多400块,最多再给点利润加成。

可是一个叫“医院”的修车厂给了我个4,000美元的账单,刹车片还是同样的刹车片,但是但格变成了2,000美元,修车厂说是摊了场地费,政府杂税,维护费等等…

我没办法,只好打掉牙和血吞。下次若是车出了什么状况,我也只好像“倒在血泊中的用微弱声音呼喊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喊道:千万别给我送拖车厂,我以后踩人力三轮儿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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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

七年前那会,23andme也许还是加利福尼亚州一个不起眼的小工作室。有一天我收到了他们寄来的一套小工具:一根棉签,一些像消毒纱布的棉片,一个小塑料盒,和一张粉色的说明。

我从未听过23andme这个名字,研究半天才明白,他们想要我的唾液:如果我愿意通过邮寄交出我的唾液,他们可以给我一些免费的好处:比如让我知道我更易患什么疾病啦,更易具什么性格特征啦,更倾向于爱上什么类型的男人啦(哈哈这个是我加的,不过你对伴侣的偏好真的会受基因的影响!)…

我的第一反应是,ew! 有点恶心!我的口水?还要邮寄?给陌生人?不要!

那个时候,基因检测这个词远没有今天这般大热;那个时候,安吉丽娜朱莉还没有通过基因检测得知自己携带BRCA1基因,当然也没有未雨绸缪切除了乳腺甚至因此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勇气的象征、全世界女性的楷模。

七年后,我联系上了深白医疗的创始人与CEO:徐国鑫。这个与我同月同日生、同是金融本科专业毕业的、在银行业闯荡过一阵子的巨蟹男、竟然也与我殊途同归,在医疗领域找到了目标与至爱。而且这一回,看起来怎么也不算新潮的他,竟然与大热的基因检测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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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鑫:

精准医疗是指以个人基因组信息为基础,结合蛋白质组、代谢组等相关内环境信息,为患者量身设计出最佳治疗方案,以期达到治疗效果最大化和副作用最小化的一门定制医疗模式。

精准医疗产业链

如图所示,目前精准医疗的底层核心技术是测序科技,尤其是NGS二代测序技术,围绕着测序技术建立起来的全产业链科学。产业链上包括样本采集、存储、基因检测、癌症早筛液体活检、核酸诊断、病理研究、基因编辑、药物研发、科学育种等多方面的应用。更宽泛的来说,精准医疗是精准生物学的一部分,而精准生物学是建立在大样本、大数据基础上的一个综合学科,医疗是核心的应用之一。

而实现精准医疗的前提就是获得高质量的生物样本以及生物表型数据,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计算,来获得精确的个体化诊疗方案。在互联网+的背景下,精准医疗开始于样本采集,尤其是高质量的样本采集与积累是现阶段行业发展的核心,而互联网是最高效的采集样本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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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液是我们人体上最容易获得的体液,人体口腔黏膜的上皮细胞具有新陈代谢非常旺盛、更新速率极快、很容易脱落等特点,可以自然脱落到唾液中,或者通过口腔拭子的摩擦下脱落至载体上。这种方式采集的细胞质量很高,具有完整的人类基因组DNA序列。
唾液采集DNA代替血液采集具有简便、无创、快捷等优点,是目前基因检测、基因测序等检测应用的首选采集方式。

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OleGene多功能唾液DNA采集器,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只需使用者向采集漏斗中吐如唾液即可,创新的结构设计还可以支持吸水海绵签等辅助采集手段,使用非常方便,具备无创、无痛,DNA采集产量高、微生物污染低等优点。经过我们的多次实验,OleGene唾液DNA采集器提取采集后的唾液样本,DNA含量的中位数约为100ng/uL,较低含量的样本在60微克左右,较高含量的样本可以超过300微克。可以说是质量非常好。

Deep White

在美国市场,各种风投以数十亿美金砸出少数独角兽企业,比如以唾液检测为主的23andme、Ancestry,血液检测ctDNA的Grail公司,由他们来完成数据的采集及分析工作,有效的形成规模壁垒。但是在国内,虽然整体投资规模与美国相当,也有以唾液检测为代表的碳云智能、药明康德、wegene、23魔方,血液ctDNA检测为核心的基准医疗等公司,但目前还没有一枝独大的企业,无论样本数量还是数据规模,比起美国同行还小很多,行业聚集度不高。另外,早期国内大部分的基因检测公司在运营时并没有意识到样本和生物表型数据的价值,一般的手段都是用采样拭子随便刮几下口腔内壁完成采样,虽然成本低,但这种样本几乎没有太高的数据保存价值,检测用途非常有限。

这意味着,在快速发展的基因测序行业,现阶段是非常适合新兴公司的加入,所有的人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没有规模壁垒,没有技术壁垒,同样也没有市场壁垒。

Vivi:

说了这么多,如果你对基因检测和唾液DNA采集话题感兴趣,欢迎通过关注深白医疗www.olegene.com 加入这场唾液的大派对吧。

一篇文章解答不了你所有的问题?欢迎在文章下留言或写信给我们vivimed@sina.com。关注我们的公众号ViviMed获得实时推送。

接着说药厂的药价“危机”,前面在以“以药养研”为“高”药价辩护,大概有人会说以药养研是个老掉牙的借口:不管药厂的研发费是多少,美国医疗费用高是事实,医疗费用年年涨也是事实,再这么涨下去,美国整个国家被医疗搞破产都有可能。

我也同意美国整个医疗系统支离破碎,但是药厂真的是那个弄垮美国医疗系统的黑手吗,却又不见得。接下来的几篇, 就来围绕着美国医疗费用高说说美国医疗系统里各种活久见的东西,和药物的价格到底该不该负责任、该负多少责任吧。

【那些从不公开的秘密价目表】

 

你或者已经听过无数这样的故事:中国留学生感冒发烧,去医院看了个医生,打了一针,过几天回家,收到一张上千美元的账单,保险付80%,自己还得自付几百美刀。我的个神,你在玩儿我吗?!

当你看看账单的明细,每一项基本都看不明白,你也许根本看不到药物的价格被单列了。

I. 如果你去的是一个私人诊所,独立执业的医生收钱通常包括两部分:

  1. Office visit 诊所访问费用 — 通常是固定的一笔费用,每访问一次诊所,给固定的一笔钱如200元,保险出160块,你出40块
  2. Procedure cost 程序或者操作费用 — 比如医生给你诊断了、给你注射了、给你做血液测试了,每一个“程序”或者“操作”都有一个代码,叫CPT Code,医生在单子(Claim)上列上对应的CPT Code,每个CPT Code都有对应的金额,比如给你做血液测试这项程序1000元,保险出800块,你出200块

II. 如果你去的是一个医院,你的账单会更高额,而且完全弄不清医院在搞什么鬼。医院也有代码,叫做Hospital revenue code医院收入代码,一个程序或操作对应一个代码、一个代码有对应的金额,可怕的是,大多数的医院从来不公布这个价目表。而且医院可以自己定mark-up(利润加成),把什么facility fee设施费呀人工费的全部混入其中。总结逻辑就是:

  1. 诊断 — 对应代码00001 — (医院从不公开的秘密价目表是 1000) — 账单上显示1500 (利润加成,外加facility fee设施费等等)
  2. 打针 — 对应代码00002 –(医院从不公开的秘密价目表是2000)–账单上显示3000 (利润加成,外加facility fee设施费等等)

可笑的是,有很多专业人士尝试搞清楚这个秘密价目表是怎么回事,细项又是怎么从1000元变成了1500元、从2000元变成了3000元的,都没有办法搞清楚。

保险公司也没办法搞清楚,所以大多数的商业保险公司在面对医院的Claim账单要钱时,就说这样吧,我们用个percent of charge“索价打折法”,你管我索要4500块,我也分不清你这细项是怎么出来的,但我们商议个打折百分比,无论你管我要多少钱,我就按咱们事先商量好的百分比付你钱。2014年,对于门诊医院的索价,保险公司平均打折是34%,意味着按医院索价单上的66%付钱给医院(打折值来源:2014 MagellanRx Report)

沿用之前的例子,就是医院出了一个你根本摸不清的4500元天价账单,80%管保险公司要,保险公司说,咱们按说好的66%付吧,保险公司于是付给医院4500 x 80% x 66% = 2376元;20% 管你要,不幸的是,你没有“索价打折”,就乖乖付4500的20%,900美刀吧。

这个简易的感冒发烧打针的例子讲完了,那有人问,发烧针剂是便宜药,那如果是注射癌症新药呢?即便是癌症新药在账单上被列出了,比起发烧针剂、药物所占账单金额的比例当然会提高,但是在整个账单中与非药物所占的比例来说,仍是小头。药物本身的价格,在整个医疗费用中,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我的车刹车坏了,进了修车厂要换个刹车片,修车厂给了我个10万元的天价账单。因为我们对刹车片和修车厂的服务有很清晰的概念,修车师傅的每小时人工我们大概能估算,刹车片再怎么高端,我们也能有个anchor对照知道什么是贵得离谱。所以当收到10万元账单时,我们不会气愤地指责刹车片的制造商。

可是如果是注射癌症新药收到的天价账单,或者是因为医院和修车师傅不一样,或者是因为药物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读过一本书专门写药物这种特殊的商品,以后再另开一篇细写),对药物我们也无法有明确的anchor对照,很自然而然地,药厂就是那个贪婪的魔鬼。

对了,对于高价的注射新药,越来越多的医院还有方法把药厂的利润空间转为己有从而大赚一笔,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下一篇会详细写,未完待续…

 

 

上一篇说美国的药价“危机”:新药的定价高,药厂被妖魔化成贪婪的吸血鬼。在我看来,新药定价高有一定的道理,总结一下,就是上一篇里写的两个小节想传递的两个信息:1)药厂需要“以药养研”,2)正因为药厂需要“以药养研”,英国与某些欧洲国家所推崇的定价方法,对于控制me-too drugs(跟风药、没啥特别突破疗效的药物)自然有用,但是对于某些在一个疾病领域的创新药、或是针对某一个特别病人群体的药物并不公平,一刀切或者太刻板的后果是导致病人无法获得使用到最新的药物。

【以药养研,为了我日月神教还有后人…】

在美国,一个专利新药对一个新适用症有20年的专利保护期,意味只有拥有专利(或从别人那儿买下专利)的药厂有对这个药有商业行为的权利。可是专利可并不是从一个新药上市销售才开始算,而是从递交专利申请开始算的。

假设一个药厂在第二期试验时对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新药递交专利申请且获批,这个20年的时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倒数:二期试验成功了(1年过去了),继而做三期,如果不幸像我面试过的几个药厂,三期试验做了三次才成功(3-4年过去了),第三次试验成功了FDA还不满意,要求更多数据支持,上市团队要准备new drug application (NDA)新药申请、准备数据(0.5年过去了),NDA递交了FDA要审10个月(1年过去了)…时光如梭,这么一晃就5年过去了,待新药上市,只有15年的专利保护期了…

这就好比在中国买房子:我妈以前买房子的时候我知道买房者对房子有70年的使用权,虽然觉得倾一家之财买了个房子只能用70年就要还回去挺荒谬的,但觉得70年也蛮长也就还好,很久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70年根本不是从买到房子开始算的!房子所在的那块土地70年的时钟早就开始倒计时,到买家手里的时候,说不定只剩下40年了…

而一个专利新药一旦过专利保护期,意味着一个或多个copycat(模仿者)将会冒出来,在美国还没有Biosimilar生物仿制药的时候(现在美国有了3个获批的生物仿制药,生物仿制药需要做临床试验证明其和源头药药效安全性一样),copycat模仿者们不需要花钱做研发做临床试验,只要保证生产时抄得一模一样没出错,就可以横空出世打价格战把失去保护的专利药打得落花流水了。

专门有一个词形容这些曾经的专利药在失去专利保护时的惨状,叫Patent Cliff–专利悬崖,想像一个blockbuster(10亿美金以上年销售额)的专利药,曾在它上市后10-15年的专利保护期内傲立于黑木崖“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结果在失去专利保护之后遭大小宗派杂牌军copycat围攻,一头栽下万丈深渊摔个粉身碎骨:在出现多家copycat后,一个失去保护的专利药可以预期60%以上的销售蒸发,可不是一头栽?!

所以药厂只有以药养研,才能让这个生命循环持续不息:3个研发有1个成功–1个成功吸收了2个失败的成本,支撑下2个新的研发…

 

前面写了很多的行业重组、变化、药的成功或失败、药厂的人来与人往 ,终于这一篇要写到一些不那么沉重、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了。

在六年每年连续不停的面试中,我经历了无数需要举证自己能干活、或者你问我答的情景假设(如:给我一个你展现领导力的例子)、或者干脆背模型背公式(通常是财务与投行)的面试。让我觉得在面试中不仅仅是单方举证、反而是有所收获让我了解到一个公司面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策略方向、有双向的交流、并且让我觉得带着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有意思的新问题回家的,仅仅只有那么两次。在前面一篇提过,有一个面了一年的试的黑人大伯面试官,就是其中一个。他面试我的第一个问题正好是今天要写的这篇的很好的引子:

“既然你现在在做新药的定价,我就问一个定价的问题好了,所有的人都说药厂很贪婪,美国药物定价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自己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你是怎么觉得的?”

是啊 ,美国的药价“危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迫在眉睫,“贪婪”的药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明目张胆”与“不知廉耻”:

希拉里在2016的总统竞选中,拿药厂开刀,说她要”go after” 药厂的高药价,一家总部在加拿大的叫Valeant的药厂不幸被希拉里当成杀鸡儆猴的“榜样”…

2016年,一家叫Mylan的药厂把他家治疗急性过敏的EpiPen提价了400%,引起众怒,CEO后来当众道歉,平息怒火,赶紧把价格降了回去,虽然降后的价格比原价格其实还是升了,但落下个笑柄,现在的公关形象都还没恢复…

我在咨询时做过一家客户,在获得一个超级罕见症ultra rare disease的适用症批准后,把原来100美元一瓶的药提价到38000美元,提价幅度是37900%,这个药因此进入2014-2015年度全世界十大最贵药榜单,不过因为这个适用症人群实在是太小,并没有像Mylan一样惹得群起而攻之…

怎么样,这些贪婪的药厂的吸血鬼形象,是不是跃然于纸上?现在一说起美国的医疗,就是这些药厂要把brankcrupt整个国家把美国搞破产了,整个美国医疗系统都broken支离破碎了。等等,是的,美国的医疗系统是很broken,不过这些“贪婪”的药厂是不是真的就是最大的元凶?高药价真的就是罪魁祸首?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一看呢?…

【四年的努力终于功亏一篑,可是如果成功了,我该卖多高的价钱?】

在很早的几篇里,我提过我的第一份药厂“工作”,是在一个叫伊莱的药厂做实习,这个药厂有后来超越伟哥成为第一的壮阳药,也有过极成功的癌症药物。不过这个药厂曾投入大量资源精力的曾被寄于厚望的阿尔海默兹药物,在四年里三期试验遭受三次失败,终于被忍痛放弃,一大波人被裁员。

到今天为止,对于阿尔海默兹症,仍没有一个药物可以延缓或逆转病情进展。在Mylan对EpiPen抬价引起美国社会狂怒后,我想起了这段实习的经历,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个阿尔海默兹的药成功了,换作我来定价,我会卖多少价钱?

如果看成本:四年的研发,只有投入,没有回报,多亏现有的已经上市的药物带来的收入,一家药厂才能在新药研发这场赌博上攥有赌资继续等开大小。

不过研发已经是沉没成本,就不去追溯了。不如就看阿尔海默兹中晚期病人现在的成本吧:中晚期病人常常已经不能自理,如果亲人们不管不顾,任其等死,自然没什么好说的;如果送nursing home,long term care的护理院,一年的费用在10万美金以上;如果是让病人留在自己的家中(通常是更有人情味更好的选择)请私护,一年的费用则远不止10万美金了。

所以如果这个新药能够让阿尔海默兹病人哪怕晚2年进入护理院(20万美金的费用),我至少会把这个新药的价格定在10万美金一年,这仅仅是从打了折的机会成本的角度看,还不包括情感成本与社会成本。

不过10万美金/年的定价在我看来虽然合理得很,却大概会害得CEO引咎辞职。为什么,因为公众看的价格是price tag(标签价格)。现在已上市的对阿尔海默兹的病情进展毫无延缓作用的药价大概是100-3000美元不等,即便比起3000美元的药,10万美金的定价也已经是3200%的溢价,愤怒的公众们大概会向CEO扔臭鸡蛋,说你们研发这个药只是为了在痛苦的阿尔海默兹病人身上捞钱。

Price tag与sticker shock,真是令人为难啊…

【自由市场的好处我们避而不谈,自由市场的自由定价我们必须掐死在襁褓】

在全球制药市场,有两个国家我们称为free market自由市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德国。在这两个国家,药厂对新药能够“自由”地定价(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相对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越来越窄了)。与其相反的则是限制的市场 ,最典型的是多数欧洲国家。

像英国,有一套被“美国药价危机”的信奉者认为的超科学的定价与量化机制,任何一个新药,都必须用一个参照物来比对,这个参照物通常是现在的标准治疗法,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一个新药,如果在疗效上比英国认可的参照物好1倍,那么这个新药定价比参照物高1倍自然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疗效好2倍,价格高2倍,当然也是没问题的;如果疗效好3倍,价格却高了30倍,对不起,这个药在英国不赔付。英国人还发明了一套叫QALY质量调整寿命年的东西用以经济量化疗效、评价药价是不是cost effective成本有效,超级高大上。

理论上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不过这套理论真的这么正确吗?我就用我比较熟悉的癌症来说吧。

我之前负责做一个胰腺癌新药的定价,胰腺癌就是乔布斯罹患的那种癌症,凶险难治。现在获FDA批准的、明确写在其药物说明书上适用治疗胰腺癌的“标准治疗法”(虽然很多癌症医生在off-label使用其他未经FDA专治胰腺癌批准的药物)是一个不超过100美金一年的非专利药。一个叫爱芙森的公司,花12亿美金,向一个小公司买了这个胰腺癌新药的商业许可权。这个新药比起标准治疗法,将胰腺癌病人的肿瘤无恶化无进展生存期提高了3个月(对胰腺癌这种凶险的癌症来说3个月其实算是蛮大提高了)。但如果按照英国同学简单粗暴的对照参照物以疗效为基准线性定价的逻辑,这个新药最合理、最不用和英国政府磨嘴皮子就能被接受的价格是参照物100美金 x 3倍提高疗效 = 300美金一年。真的吗? 这样的亏本生意谁要去做?!反正胰腺癌病人死得也快,就不要管他们好啦!

英国以外的其他主要欧洲市场,比如意大利,西班牙,用一种我管它叫“天下药价一大抄”的方法定价:这些国家列一张表,决定他们要抄欧洲15国、28国、还是X国,再定一个计算方法,比如取平均值、最低值、中位值、还是最低3个价格再平均值,还是25% percentile值等等,一个新药在该国能定多少价,全看这在该国列表里包纳的对照国能定多少钱。(等等,我觉得你们好像也太懒惰了吧?!怪不得欧洲每况愈下…)

这样的定价方法被不少人推崇,如果提高胰腺癌3个月无恶化生存率的新药定成了30000块(300倍溢价)而不是300块,就很有可能被政府拒之门外而使病人无法access使用。但是没有人会干300块这样的赔钱买卖,而且记得某些懒惰的欧洲国家吗,他们是看着别人的价格决定本国的价格;如果药厂决定以300块在欧洲一国上市这种新药,最后也许会伤害这个药在整个欧洲的潜在收入。所以在作新药全球上市计划的时候(特别当这个药是史无前例的新药,现有药物全部是低价非专利药时),有时我们会跳过或推迟某些预测会很难搞的国家的上市,在我看来,政府是节省了成本,可是受伤害,却是那一国的病人。

IMS在2015年的一份癌症报告印证了我的一些看法,现在的癌症治疗,每1-2年几乎就是一次更新换代,随着科学的进步,新药层出不穷。IMS报告统计,在2010-2014几年间,全球共有49个癌症新药获批,可是只有美国这个自由市场,病人能够获得使用41种获批癌症新药。紧随其后的是德国,病人能够获得使用38种获批的癌症新药。西班牙的病人只能获得使用23种,有26种新药因为赔付问题被拒之国门外,而完全net price driven(谁便宜谁给的折扣多赔付谁,谁贵拒谁)的市场如巴西,病人只能获得使用13种癌症新药。

这意味着什么?以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为例,在2014年,共有4只CLL新药获批,由于效果太显著,美国国家癌症网络在新药上市后3个月内便火速更新了治疗CLL的指南,标志CLL整个疾病领域的治疗更新换代。而在英国,在这4只新药上市一年后,只有一只获得政府赔付。在今天,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因为定价或不能证明cost effective一只也不赔付。美国的病人们有幸在第一时间使用新药,而其他的某些欧洲国家的病人,除非他们能全额自付药费,否则还只能因为对药物的成本控制,只能使用3年前就已被更新换代的旧药。

所以当自由市场的人们享受到自由市场的好处的时候,也应该稍稍地注意一下,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振臂疾呼我们要搞英国那一套!

未完待续…

 

之前说到我去面了一个持续面了一年的试,今天这家公司终于给我offer了。

上个星期,在漫长的拉踞战后:我和所有给我offer的药厂各自谈判,答应给我递交H1B签证、答应要等我至少2个月才能上班、而且同时允许我不获签证批准拿收据上班(因为加急被取消我又被裁员马上丢身份)… 由于是和律师与通常宁愿无事一身轻一点也不帮忙的HR打交道,这场拿offer后的谈判拉踞战甚至比我面试找工作还要bumpy起伏。在最后愿意为了我将就所有条件的几个雇主中,和家人商量考虑地点环境后终于选定了一家签了offer。

今天的这个offer因为拖得太久来得太迟,必然是会错过了,心里觉得很可惜,但也算是为这4个月来密集的找工作、画下了一个句号。2个月裁员通知,外加2个月的延缓期,我总算在被踢出美国倒计时定时炸弹爆炸前又获得了在美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的机会。

借着这家公司为引子,继续有一茬没一茬地说药厂的故事吧。像之前一样,所有的药厂,都以女孩儿的名字谐音为名:)

患难中的缘份

这家叫爱克美斯的公司是家总部在爱尔兰的公司,规模不大。公司的强项是神经学:精神分裂、重度抑郁症等等。

与这家公司的缘份始于我的第一次重组。前面提到过,我的现任雇主白夏甜,一家从其旧公司剥离、仅仅成立4个月的生物制药公司,在剥离后第二天就被一家叫谢儿的专做罕见病的药厂收购。2016年中合并公司开始了第一轮重组,在第一轮重组中,白夏甜的高层包括CEO、CFO、研发、HR全部下马,各疾病领域的头头儿们纷纷或主动或自愿地离开。我的大组的老板,一个从西海岸搬来在波士顿买了块地盖新房子、房子刚盖好还没住几天的亚裔女性被裁掉,我们小组的小老板的职位也被除掉了。

我和我们小组的同事成了孤魂野鬼,大刀还没落到我们头上,但必须未雨绸缪,恰逢看见爱克美斯在为他家治疗重度抑郁症的新药招人,我就申请了他家的职位。申请后不久,人事便安排我和招聘经理进行了电话面试。

在这行工作,可能是变动、未知、花样太多,我总感觉好像在一个大赌场。不仅仅是指工作的稳定性,而是各方各面,小到一个药的前途、公司的前途,大到一个疾病领域的治疗发展、医疗政策与大环境。于是在赌场里的人们,感觉总和其他行业赌场外的人有些不一样的气味。而其中的赌徒们,各自气味又有些各不相同,而我和这个招聘经理,大概就是有种气味相投的感觉吧。

招聘经理在制药浸淫了几十年,一直做新药的上市,他负责爱克美斯所有在试验阶段的新药上市筹划。讲起美国managed markets的各种话题,聊得很投机。这个招聘经理十多年前毕业于沃顿商学院,恰好是我在咨询时做得最有趣最成功的一个项目的客户高管的同班同学。这个招聘经理告诉我,他们正打算为一个第三期试验的药筹划组建团队。但是风险还是很大,因为这个药之前的三期试验已经失败过两次了。他觉得我很适合,可是他不敢保证第三次试验会不会成功,问我能不能先当contractor(合同工)。我只好说,由于我是外劳(H1B),在美国是不能以合同工身份被雇佣的。

招聘经理说,他们刚贴出招聘广告,想看市场上有什么合适的人,第三次三期试验结果还有两个月就出来,如果成功,人头预算马上会被批准。我说我明白:在第二次试验失败后,这家公司的市值就蒸发了40%(药死人死,药活人活),如果第三次试验再失败,别说组建新团队成泡影,连这家公司可能因再次遭受重创岌岌可危。

两个月后,这个治疗重度抑郁症的药的第三次三期试验终于成功,爱克美斯的市值稍稍回水。招聘经理联系上我,要我去见见他们组的人。于是我去了现场面试。招聘经理是个淡肤色的黑人大伯,儒雅有些学术气,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迄今以来遇到过的最棒的面试问题。他问,“既然你现在在做新药的定价,我就问一个定价的问题好了,所有的人都说药厂很贪婪,美国药物定价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自己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你是怎么觉得的?”

我的心里竟然很激动,很想拥抱这个黑人大伯。从新药定价开始说起,我们开始了煞不住车的海聊。这次海聊值得另开一篇记录了。在面试了七、八个人之后,黑人大伯来送我出去,说,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在美国六年,每一年我都在面试工作没停过,整整面了连续的六年,几乎是个面霸了,这一次面试竟然让我觉得我收获了很多竟然还揣着好些open questions回家了。我知道遇到一场好的面试是多么的难得,大多数的面试都是奔着审试面试者是否qualified而去的,而能让面试者觉得thought provoking和intriguing的,我到今天为止也只遇到过两次。于是我满心期待着为这个黑人大伯工作,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很合得来。

然而不到一周后,不幸的消息就来了,虽然第三次三期试验成功,但是FDA似乎并不太买账(毕竟前两次都失败了),在与FDA pre-submission的会议上(新药提交申请前,要与FDA开pre-submission的“通气会”,看看FDA什么态度,FDA是对数据很满意,还是有些别别扭扭想要更多 数据,开“通气会”探好FDA的口风对准备新药申请十分重要,可以避免提交申请后被FDA拒批–被拒批对股价和市值的影响可是灾难性的),FDA对第三次三期试验的设计百般刁难,甚至提出有可能会需要再做一次第三期试验,这是个非常负面的信号,可能意味着上市时间至少被推迟一年以上。

黑人大伯联系了我,其实不联系我也明白,这个组建团队的计划,又要被搁置了。不多久,我们公司也开始第二轮重组,在这轮重组中,我们原来小组的所有同事被裁掉了,只留下了我一个人。我告诉黑人大伯,既然我留下来,那我暂时就不会动了。

在第二轮重组结束后三个月,CEO在今年二月初宣布开始第三次重组,我们新药战略部门硬指标裁员30%,我在第三轮重组中被裁掉了。其他部门更为惨烈,研发项目管理组裁员70%以上,做市场的好些整个部门凭空消失了裁员达100%:原来是一个疾病领域下一个药一组人,在第三次重组后变成一个疾病的七、八个药仅一组人。

我又联系上了黑人大伯,黑人大伯说,他们刚刚招了一个Director级别的人,这个Director汇报给他,他们正好还想再招一个汇报给Director的人,他希望新的Director有话语权能拍板决定用自己觉得合适的人,新的Director五月中旬上班,他希望我能五月中旬来见见新的Director。

于是时间拖到了5月中旬,离我第一次电话面试已经一年过去了。这次我只是去见新的Director,一自报家门,真令人啼笑皆非,这位新Director来自于谢儿,专做美国市场,也是在第三轮重组中被裁员的,我在得知我被裁后不久甚至还和他通过Email向他询问他贴在谢儿内部招聘网站的一个内部机会。我问他,我以为专做美国市场的很安全,他摇摇头说,“我们也是非常的brutal残酷啊,你上次问我的内部机会,那是在第三轮重组前贴出来的,你在联系我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们整个组会被砍掉的消息了。”

新的Director白发苍苍,虽然不如黑人大伯那么有睿智的感觉,但我也非常喜欢。在我和新Director面试的时候,黑人大伯还敲开人议室的门,和我打招呼,说Vivi我知道你来了,过来和你Say Hi。

和爱克美斯的来来回回,像是一场患难中建立的缘份,爱克美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市值蒸发、FDA发难下如履薄冰,我在一轮又一轮重组中抢到逃生板又被大浪打翻。到最后都各自历完了这一波的风浪总算想要好好凝视对方,却又已经登上不同的船,错过四目交会的时机了。

不过谁知道呢,这片海的浪头一个接一个,也许不过多久,我们就又会被浪头卷进大海又再重遇呢。

 

 

今天去另一家药厂面试一个职位,这个职位,我整整面试了一年(完全没有说笑),面试经历本身有很多值得记录的好玩事情,但这个持续了一年的面试又串连了很多其他的点,比如药厂的沉浮、美国医药系统的种种问题、对药物定价的种种诟病、对药厂的妖魔化。所以还是延续之前的风格,以这个面试为并不明晰的主线,这处那处地想到什么说什么。

迷海沉浮,必心存热爱

像前文说的,我在这一行的资历非常、非常、非常地浅。到今天为止,在这个行业我才算是满打满算混够了3年。然而这短短3年,是我疯狂成长的3年。

2014年3月,我毅然从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辞职,甚至不愿意等会计师事务所帮我递交H1B签证申请,在5月份去一家成立仅几个月,只有4个人的专做医药的小咨询公司(几乎是个皮包公司了)报到,算是如愿以偿正式转行,也从此进入了我无休止无尽头的折腾与沉浮。小公司不过多久就濒临倒闭,我差点因为老板不愿意出钱办H1B签证从此失去在美国工作的机会。

我记得面试这第一份医药小咨询公司的工作时,我什么都不懂,除了我实习时做过的阿尔海默兹症的几个药外,我连其他的药名都说不出几个,全凭一腔没头没脑的热血让人施舍了我一份工作。我在这个小公司只工作了短短5个月,公司就濒临倒闭,在小公司彻底终结我的H1B身份要我滚出美国前,我面试一家专做医药的咨询公司拿到了offer,面试的时候,我心虚得要命,但是终于能表面镇定地做完美国市场的案例了。

而在过去的半年里,我因为药厂重组被裁又面临丢失身分要滚出美国,这一次危机则更紧迫,我甚至连转在配偶身份以H4身份呆在美国缓一缓的后路都没有。我一定要在2个月的时间里拿到offer并且递交签证申请。在2个月的时间里,我疯狂地面试了不下20家药厂,从泌尿到癌症、从勃起障碍到女性避孕、从品牌药到非专利药、从美国市场到欧洲市场、从新药上市到专利过期对抗仿制药,从定价到营销…令我欣喜的是,我发现无论是什么话题,我都感兴趣都能说出个所以然。当我避重就轻地说我有10年的工作经验,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在医药领域摸爬滚打了10几年。

于是我知道这三年反反覆覆的折腾、担惊受怕、因为变动与巨大的压力导致我失去了我和老公期待了好久好久的东西,其实并没有给我只空留悔恨, 我还是收获了很多。

而看看我身边同样在药厂沉沉浮浮的人们,如果不是对这一行有巨大的热爱以支撑,在如此充满变动与未知的环境中生存,会每天都过得很痛苦。

嗯是的,药厂的大时代,你我于其中沉浮求生存,必先心存热爱,才不至溺水而亡。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竟然是真的!

2015年12月底,我结束了我的最后一个医药咨询项目。这个项目持续了一年多,是帮助一家single product company(只有一个药的小公司)的一个当时还在临床二期的治疗骨关节炎痛疼的注射药做上市。这个小公司是从研发团队衍生而来的,被PE私募买了,CEO是搞研发出身,自上而下团队里缺少做药物上市的Commercialization的人。我的老板带着我,成了这家小公司的“半正式”员工,从测试药物的Target Product Profile目标产品概况,到搜集health economics and outcome的证据、做定价的research与建模,再到搞渠道寻找合适的specialty pharmacy作为合作伙伴,再到为这个公司画组织架构图,建议创建什么部门,每个部门招多少人,上市前18个月做什么,上市前12个月做什么…

如果说人生的道路上总有一些什么里程碑性的事件让你突然有了方向感,那么这个项目就是我的一个里程碑,我清晰地知道了我最想要做什么,什么工作最让我超级有兴奋感,就是launch new drugs — 在一个新药上市团队里上新药!

终于我逮到了这么一个机会,一家成立仅仅4个月的叫白夏甜(哈哈好喜欢这个名字)的生物制药公司,刚由另一家制药与医疗设备公司重组剥离,产品线里有10多个新药有望在未来的1-5年内上市,正在招兵买马。我和面试我的新老板一拍即合相见恨晚,虽然我身边的每个人包括我自己觉得刚剥离新建的小生物制药公司充满风险未知,在获得家人的支持后,我就几乎是惯性地follow my heart去了。

现在回头想,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真的是对的。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典型的事无巨细畏缩型的巨蟹座,看起来也是这样,什么都害怕什么都想躲避,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都选择了更不安全更冒险的那个选项,甚至不肯等一等不能留一点余地。所幸的是,我真的有一个无条件波澜不惊支持我的老公。我每一次冒险把自己至于险境的崩溃大哭,他都轻描淡写说最差又能怎样。下一次我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倾向更危险的选择时,他又说那就做你想做的呗。

于是,我就又奔着不安定与危险去了,满怀激动地加入了我梦寐以求的真正的药厂。

而命运轨迹总是惊人的重复,回想我的第一份医药工作:我加入只有4个人的医药咨询公司不到5个月,公司就倒闭。这一次,没有人知道的是(除了CEO与大高层们),在白夏甜从原公司重组剥离的第二天,就有一家叫谢儿的药厂询价收购白夏甜。我加入白夏甜后不到一个月,收购信息被公布,不到5个月就Day 1,谢儿对被并购的白夏甜开始了漫长而疯狂的重组裁员之路。

我们组所在的大部门的大头,是个亚裔女性,在白夏甜从原公司剥离的时候,她本在原公司的加州办公点。白夏甜成立,她被重组到了白夏甜,白夏甜选址波士顿,于是她举家刚刚从西海岸搬到了波士顿。我刚一上班作自我介绍,她就很友好地邀请我周末去她的house warming party新屋暖屋派对。她说,“虽然我加入得比你早,但是我们家才刚刚搬到这个地区,所以I am pretty new我也是新人。” 于是在一个美好的周末,我和大部门的好多同事去了她的house warming party,她的房子看起来超级新。有同事告诉我,这位亚裔头头没有买房子,而是买了一块地,请人建了一所房子,这新房子才刚建好她才刚算是settle down。

大概就是新屋暖屋派对后的第一、二周吧,并购消息就被公布了,再过了3、4个月,她就知道她不会在并购后的新公司有职位了。在Day 1后不久,她就离开了,没有人知道她刚刚才请人建好的一大幢新房子怎么样了。后来我看她的LinkedIn,她已经搬回加州去了。

我和老公说,天哪,如果是你,你能想像是怎样一种踩到狗屎的心情吗?她被旧公司踢到剥离重组的新公司,离开几十年生活的亚裔最喜欢的西岸,她的两个儿子都是高中生,都有了自己的朋友友圈,然后举家搬到波士顿,花了1百万美金买地建房子,搬进新房子后不到1个月被告知裁员了,不到5个月就失去了工作!!

这是怎么一个疯狂的行业啊?!!

老公轻描淡写地说,那她在搬离西岸时,也是作出了她的选择,她可以选择不搬的。

对啊,她作了她的选择。她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倾向了更危险的选择?

也许我不必担心她,也不必担心我自己。因为命运冥冥中,早被我们的自己的性格所决定了。

 

 

 

 

 

上次写到了药厂的重组如呼啸前进的碾压一切的车轮。明天恰逢我要去做另一家药厂的面试,这场面试非常地特殊,所以有感而发,继续接着写上次没写完的药厂的大时代。这个话题实在有太多角度可说,我就从我个人的经历与角度,这里说一点,那里说一点吧。对了,对文中提到的药厂,我突发奇想试着用女孩儿名字的谐音来隐去真名(来猜猜看我说的是哪一家吧^_^)

冥王星:始终背对阳光

五年前我读MBA一年级的暑假,去了一家叫伊莱的药厂实习,做一个治疗阿尔海默兹症的三期药,我的老板,是一个白发、斯文儒雅、不多话看起来有些严肃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在这次实习前,我对真正的医药一无所知(我只是个搞财会的),这次实习的经历与我的这位老板算是把我引上一条不归路:狂热而危险。

这位老板是做新药定价的Guru,他领导了后来打败伟哥成为第一的壮阳药(说壮阳药不太专业,是勃起功能障碍)当年上市时的新药定价,到今天也常常被作为新药上市定价超级成功的案例而提起。

这位老板教给我了许多他自己的framework,在实习快结束的时候他带我去见了他非常推崇的一位医药市场经济学的教授,叫E.M.Kolassa,这位教授出了好几本关于医药定价的书,我的老板非常欣赏他。那个时候,value-based pricing(价值定价)还没像今天一样成为一个几乎泛滥的词,现在回想起来,这位老板与Kolassa教授,推崇的就是价值定价并且将价值量化的理念。

话说回来,当时我的老板在做被认为可能是第一个能够延缓阿尔海默兹症病情进展的新药的定价。整家公司对这个药寄予了厚望,在当时被认为是这个药厂继打败伟哥的壮阳药后的下一个blockbuster(年销售额>10亿美金)重磅药物。老板对我说,现在这家公司一半以上的资源与精力都放在这个药上,you will get all the attention and you should feel lucky,你会得到所有的注意力,你也应该感到很幸运。

的确如此,在有CEO讲话的一个公司大会上,CEO不停地提到这个药的名字。在我打交道的部门,只要是与这个药有关的小组,全是一片如火如荼的景象:各个小组都可见新人报到因为要增派人手、不同的research project相继展开、各种新项目的milestone里程碑被制定规划、人们飞往不同的地方参加不同的会议再把新的insights与重点带回来……我的老板把我推向各个部门 ,让我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填鸭一般地从不同的组“攫取”他们几个月甚至几年来工作的半成品与成品。我惊叹于有如此巨大而又细分的部队,各自攻克庞杂而又具体的话题,让我眼花缭乱应付不及。几个月下来我积累了十几二十个联系密切的stakeholder“关系者”,这十几二十个“关系者”就是我的直接“攫取”对象,而他们的身后,又至少各自有或大或小的一组人在进行着这样那样的工作。

实习期满,我装着满满的收获离开了。后来我与我的老板一直保持着联系。我的老板时不时写一个很简短的note给我,说说这个药的近况。一年后,这个药的第一次三期临床实验失败了,没有达到实验设定的primary endpoint主要终点。我的老板如旧给我写了个很短的note,告诉我实验失败了,他们还没有放弃,但是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变。

当时我还没有进入药厂这个行业,还不完全明白老板说的很大的改变是什么。又两年过去了,我在一家专做医药的咨询公司工作。知道我应聘这家咨询公司时,我的老板还为我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推荐信。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公司内部邮件,是来自于我实习时的一位“关系者”,竟然跳来了我们公司做老板–这位“关系者”对我很好,总是给我“补课”知无不言,我实习结束时他还送了我一封他自己画的巨大油画。这位“关系者”说,Vivi,才知道我们竟然在同一个公司,一起吃个饭吧。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在第一次临床实验失败后,伊莱又调整了临床终点进行了第二次实验,不幸又失败了。第二次失败后,这位已经在公司待了17年的“关系者”整个组共十多个人被整全部砍掉了。还有一位我非常敬仰的,在公司待了20多年的另一位长者,整个小组也全被砍掉。我的老板在公司待了超过25年,他很幸运地保留了职位,但是变成了顾问(似乎是公司不必负责保险福利什么的)。

想起当年的如火如荼、热闹非凡、忽然觉得很唏嘘,这位一起吃饭的“关系者”说,别担心,they will be fine他们会没事的。药厂是这样,药死人死,药活人活。

再后来,2016年11月份,离我实习已经四年多过去了。我看到新闻说,这个曾被寄予无数厚望治疗阿尔海默兹症的药物,在痛苦的第三次修改终点后重又进行的临床试验再次失败后,终于被伊莱痛苦地宣布从此放弃。有多少个组又将被无情地砍掉,而冥王星人(阿尔海默兹患者)们仍将背对阳光继续身陷苦寒。所幸的是,我深深敬爱的带我走入药界的第一位老板,仍留在伊莱。可其他的我所认识的“关系者”们,几乎已经走的走,散的散了…

妹子,飘起来!

前面写的有点伤感了,来点动感刺激点的。

话说有一个叫飘妹的小生物药厂,这几天让所有人都疯狂了。这个叫飘妹的股票,这个月初的时候不到30块钱,到今天涨到快80元,不到一个月涨幅快200%,因为FDA对他们家一个治乳癌的药投了favorable vote(大概就是推荐批准的意思)。

而在2014年的时候,当他们家这个治乳癌的药三期试验成功的时候,他们家股票也经历了一次300%的疯涨。

所以在FDA批他们家药的时候,一定还有一次涨的机会(可能没有200%、300%那么疯狂),有钱的同学们可以买他家股票。我们家因为没有钱买股票,只能干瞪眼羡慕妨忌恨到牙痒。

仅仅几天时间就能200%、300%的股票翻倍增长,我想除了在医药行业,应该其他行业很少见了。这就是药死人死,药活人活,或者简直是药活人疯魔。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

写到这里,我就忽然想起这句词,觉得很应景。

前些日子去一间叫爱薇的药厂面试,也拿了offer。爱薇可算是奇迹,是全球十大药厂里最年轻、成长最快、股东回报率最高的一家。他们家有个药,叫做世界最好卖的药,年销售额100亿美元,也许是世界上惟一一只能达到年销售额100亿美元的药(100亿!上帝!100亿!)。业界的人把爱薇戏称做“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因为这只年销售额100亿美元的药占了公司>60%的收入,一个白雪公主支撑起了一个美好的仙境 ,相比之个爱薇其他的药,都成了小矮人。然而这个白雪公主马上就要过专利期,平价的生物仿制药虎视眈眈,没有人能知道白雪公主若是倒下了,其他的小矮人能不能担起保卫城堡的重任。有人预测白雪公主被生物仿制药攻克后,爱薇将每年以15%的速度销售额递减。谁忍看白雪公主的头发朝如青丝暮如雪?想想就觉得有些悲凉。

又前些日子去一间叫爱斯丽卡的药厂面试,也拿了offer。爱斯丽卡大概是全球十大药厂里去年最多阵痛的一家了。他们家有个药,曾经也是达到过60亿美金年销售额的重磅药物,只是已经过了专利期,于是从去年开始我的身边忽然涌出了好多曾经爱斯丽卡的人,据说全球有30%的人被裁员,美国有700多人在圣诞节前两周被告知失业。兔死狗烹,仿佛是这个行业永远的主题。但在阵痛后,爱斯丽卡挣扎着转型专注做癌症,我觉得他们的方向是对的,私下希望他们能获得成功重振旗鼓。

一个面了整整1年的试…

休息一下,未完待续。

-自由的车轮-

上篇说到了为啥企业重组在美国是家常便饭,我个人觉得是自由的缘故。

自由是美好的,而自由的代价也是沉重的。改一句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在轮下》的话,我觉得还蛮贴切的:“面对呼啸而至的自由(原时代)车轮,我们必须加速奔跑,有时会力不从心,有时会浮躁焦虑,但必须适应。它可以轻易地将每一个落伍的个体远远抛下,甚至碾作尘土,且不偿命。”

即便一个人早已对企业重组司空见惯,当重组落在自己的头上时,对生活的冲击扰乱,仍是巨大甚至痛苦的。

在我正经历我所在的企业里一年内的第四次重组时,我的先生也正在经历他三年来的第一次重组。他告诉我,他的五十多岁的老板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已经经历过了三次重组,这是第四次。我已经差不多对此免疫了。” 他的老板在过去的30多年中,每7-8年就因为重组被裁员,这是他第4份工作,也以被裁员告终。他的老板还没有到退休的年纪,但是以这样的年纪、这样的位置,也很难重新再找到一份工作了。对于一个人来说,真的很唏嘘与残酷,每7-8年被裁一次,到第4次被裁,似乎人生也就差不多这样了。

我听了自然也觉着甚是苍凉,真真是“自由的车轮,碾作尘土,且不偿命”。但是心里又想,每7-8年一次,其实已经是很长很长在美国算得上很“稳定”的周期了,在我所在的药厂这个行业,在今天这个时代,7-8年才一次重组简直算得上是“大锅饭”了。

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个时代”?因为生物制药,不过也就是近二十年才兴旺蓬勃的,虽年轻,却层叠沉浮、此起彼落。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TVB的一部港剧《大时代》,激昂而动荡。身处这个行业,最常听到的词就是change变化,uncertainty不确定性。

几乎每两个星期,就会收到CEO的“organizational change announcement”(组织变化声明)的邮件,宣布哪些身居要职的人又将离职了。而每两个月左右,就会有一个team meeting(部门会议),通常以宣布该部门内部高层的离开与变动开始、接受大家的讨论与问题作结。

在最近的一次部门会议上,我听到了我认为最完美的一次关于“变化”的演说。在宣布了两个高层的离开决议后,大家沉默不语。一个留下的领导为了拉回士气,说:“在这个行业,我们的生活(原话是”life”),就是change(变化)!在以前,我对change是拒绝的(原话是“Resistant”),我憎恨变化,我认为工作上的变化扰乱了我的生活。但是渐渐地,我意识到,在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的行业,我无法将工作的变化与我的生活隔绝开。我无法在生活中保持静止以对抗工作上的变化。惟一行得通的,就是接受这种变化,让我的生活随着工作的变化而变化。后来,我变得更有弹性了(原话是”Resilient”),我每天走进办公室,我了解变化是我的工作与生活的一部分,我甚至期待(原话是”Expect”预期)变化。

我觉得这段话实在是太妙,一个Resistant对一个Resilient,简直太完美。也恰有我开头引用的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的“面对呼啸而至的时代轮必须适应”的一层意思。我已经暗自将这位领导的话偷来,放在我的面试准备库中,真是对于“如何看待变化”这种问题最完美的回答!

是啊,在这个行业,我们的life,就是change!让我想起《大时代》里的宣传片同样铿锵的句式:“呢个系咩时代?大时代!”

那接下来就说说,药厂的重组、药厂的大时代。

-药厂的大时代-

待续…

为啥企业重组在美国是家常便饭?

我觉得美国是个很伟大的国家。在我的眼里,它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自由。这种自由体现在方方面面。有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走你的阳关道,谁也别评判谁的自由。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是非得西风压倒东风、非得拥护一套体系的自由。最最珍贵的,是因为有着这样自由的环境,所以能够保育并滋养思想的自由。

自由也体现在雇佣关系上,在美国企业(不是学校、政府机构等)最常见的劳资雇佣方式大概就是Employment at will–自由或任意雇佣原则,雇主雇佣或解雇员工是自由的,员工受雇或离开雇主也是自由的,不需要给理由。理论上一方提出终止,当天员工就可以走人。(我妈妈第一次听说时,惊呼天哪那不是一点保障都没有!)

而自由反映至市场,就是金钱的流动、货物的买卖都为所有者个人自我意愿所驱动。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惟利是图”(其实惟利是图也正是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吧)。美国真正地是一个自由市场,身处自由市场中的企业,也真正做到了“惟利是图”:企业为了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不断寻找购买的目标;而反过来所有企业也都可以待价而沽没什么情感上的负担;当资产或业务不再是给企业带来利润的重点核心部分时便迅速无痛剥离;当topline收入无法再增长时便将手术刀上划到成本上裁员节流。

在美国企业工作后,我切身地学会了两个词儿,一个叫earnings call盈利电话,另一个叫consensus price(或者consensus estimate)共识价格(或共识预期)。对于上市企业的CEO们来说,大概就是周而复始地被这两件事儿追着赶着跑了。分析师们会给出一个对企业的共识价格/预期,其实就是对盈利的一个预测数据; 而每个季度,上市企业都要向公众和股东一五一十地汇报盈利情况,若是盈利情况miss the consensus price没有达到预测,可就大势不妙,意味公司运营得没有像股东所期待的那样。每次miss the consensus price,企业里大概都是哀鸿遍野:股价又该跌了,CEO又该想点事搞作搞作了。

我并不大懂经济学,但总结一下我的观察,我觉得正是因为自由–自由的市场、自由的“惟利是图”、自由的雇佣关系、等等给了美国企业十足的动力、宽松的环境、机动性与灵活性去重组,甚至是短期高频的重组。而自由与自由带来的家常便饭的重组确实也带给企业更多改变的机会:举个不太自由的反例,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工会),在我看来是一种反自由的存在,而美国汽车工会也被视为拖垮美国汽车行业的“活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