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过生日,我们在他最喜欢的餐厅吃晚饭。碰杯时我们祝儿子生日快乐:你长大一岁,爸爸妈妈也老了一岁咯。回家给儿子摆上生日蛋糕唱生日歌,儿子许完愿吹灭蜡烛,大喊一声妈妈我许了愿望希望你永远不会老死!!(当娘的泪奔)

儿子两颗牙接连松动,兴奋不已期待着牙仙子到来。儿子蛀牙严重四岁就做过全麻口腔手术拔了四颗牙补了十五颗牙,在观察室里穿着手术服满口血地从麻醉中醒来,牙仙子从没拜访就已经没了四颗牙。我们为此一直内疚心疼,所以第一颗牙自然掉落我们准备了十美刀放在儿子枕头下(毕竟儿子已经少了四次约会牙仙子的机会)。第二颗牙自然掉落当晚我们忘记放金币,让儿子失望了好久,隔晚我们补偿地放了二十美元在儿子枕头下。儿子好不开心,到处向人宣告两颗牙换来的三十美元。有天儿子问我,妈妈你小时候掉牙牙仙子有没有给你钱?我说没有噢。儿子说一块钱都没有吗?我说可能只有一块钱吧。儿子担忧地问,就只有一块钱吗?我说嗯就只有一块钱。某天晚上儿子突然跑过来抱紧我大腿,抓着三十元钱说妈妈我要给你三十元钱。我说啊为什么?你不要牙仙子给你的钱了吗?儿子说,嗯,你只有一块钱,你什么超市都去不了,你就只能去dollar tree(那种任何东西都是一元的比价破烂的一元店)了!(当娘的泪奔)

 

张爱玲说她的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因此作了《姑姑语录》,记录姑姑的妙语连珠。

我的儿子在人前不善言谈,就算只有家里人时,只要他爸爸说话大声一点,儿子的音量马上就低下去了,像只鸽子,低声咕咕。

不过即便是鸽子,也有让我忍俊不禁或是捧腹大笑的时候。比不上姑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的机智见识,但有鸽子咕咕冒着傻气的稚嫩天真。

所以当娘的东施效颦开《咕咕语录》,随手记录儿子的童言稚语。

儿子看电影看到Mountain Rushmore总统雕像山,说我知道Mountain Rushmore在哪里!我说嗯我也知道,我和你爸爸还有姥姥姥爷都去过。儿子瞪大眼睛,什么?!你们去过南达科塔州?!我说是呀。儿子说,天哪我好想去!我好喜欢Mountain Rushmore!你们去到那里做什么了?我说,没有做什么啊,就在下面看一看。儿子说:我在学校写了作文,说我要去总统雕像山,因为我要去坐在总统的头上,拍很多funny pictures搞笑的照片!

儿子从学校借了一本线条绘本书回来让我读给他听,叫When the Missing Piece Meets the Big O【失落的一角遇到大圆满】。真不敢相信儿子挑了这么一本有品味的人生寓言,说的是失落的一角一直在寻找与他契合的缺失一角的圆,他遇到许许多多的人,却只是感到更加孤独,因为有的与他不契合,有的契合却滚动不起来,有的根本不明白他在寻找什么。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与他刚好吻合还能一起滚动的圆,他以为遇见了圆满,却不知不觉中因为自己的成长而开始与对方不契合。对方失望地离开了自己因为对方在寻找的是一个永不会变大成长的角。直到失落的一角遇到一个完满的圆,完满的圆说“我没有任何的缺失所以很遗憾不能带你滚动,但你可以自己滚动啊”。失落的一角将信将疑因为有着棱角的他不是天生就被设计成能滚动的。他一个人呆了很久,终于尝试着翻滚,一次、两次、在不断尝试中,他磨去了自己的棱角,渐渐变成了一个圆,他也开始滚动,并重遇了完满的圆,现在他们是两个饱满、完整的、真正契合的个体了。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故事,连读了两次。儿子说、妈妈我知道你会喜欢这个故事,这是个很棒的故事!我问儿子,你有没有听懂这个故事?儿子把故事复述了一遍,我赞许地说,真棒,一边想引导儿子进行更深入一点的对话:你觉得什么地方让这个故事很棒?你想要像失落的一角一样吗?儿子说:我不是失落的一角,我是完满的圆。我心中一喜,哦?儿子说,我是完满的圆,我不缺失任何一角。我大喜过望,傻傻的儿子开窍了!儿子忽然咯咯笑起来,噢我是失落的一角,I am missing a piece — my muscles!  我少了我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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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日,Acadia,缅因。

为了要坐在峭壁上听海,我们没有赶得及看独立日的烟火。但有时静听海一分钟,比看一小时的璀璨烟花来得记忆深刻。

2015的独立日,太阳落下的时间是8点20分。

浪击拍石壁,烟火不见。

昨天花了两小时与Priceline negotiate,把我下周的hotel给退了(基本Priceline很难退钱)。再一个人去storage,花两小时扛steel床架板扛沙发扛家具扛箱子,井井有条塞了满满一车离开了central New Jersey,再花两小时开到了新英格兰CT。

感叹一下我已然从四年前那个做个汤都能把锅给烧坏、上班挤一下公车会因为味道大而呕吐最后只打的上班的娇气女蜕变成个真的女汉子。

顺便附上一张开车往新英格兰时看见的美丽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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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NYT上看到一篇好玩的文章,叫To Siri, with love,是一个妈妈讲她自闭症的儿子与Siri的有趣的甚至deep的conversation。

看完后我也试试与Siri对话了一下,有一句回答挺好玩,记录一下:我问Siri,what’s your gender? Siri来了这么一句:

Well, my voice sounds like a woman’s, but I exist beyond your human concept of gender.

哇,好居高临下的感觉。突然很想知道Siri对一个问题能给出多少个不一样的答案,于是我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Siri说:

Is this relevant?

Animals and nouns have genders. I do not.

I don’t have a gender.

重复了五六次,Siri再也没有给出我有趣的答案了。

本来这个问题可以聊得很深的……

2013年的7月,送走一起开车横穿美国的爸妈,带着一点点感伤,与小马哥回到了大东北。我们向一个Dartmouth Medical School的学生sublease了他在Vermont的house里的一间房间,在东北大农村享受着出发去纽约前的安静。

房东养了一只狗,叫Nash,第一天见到Nash时我绝对一惊,见到任何狗都觉得可爱的我发现竟然还能有长得这么丑的狗!我从来没在犬类手册中看到过这个品种的狗。房东告诉我们Nash是Vizsla犬,他出生在澳洲,被房东带到过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才回到了美国。Nash最感兴趣的事是捡球,总是在我们吃饭时叼着个网球跑到我们脚下,然后放下网球,直直坐好瞅着我们。我就常常拗不过他执着的眼神,吃到一半就放下碗筷陪他扔球玩儿。

Nash有点呆,虽是爱玩球,却常常找不到球,有时明明球往一个方向滚去,Nash却朝另一个方向飞扑而去了,急得我大叫Nash在那边在那边。Nash虽贵为中型指示猎犬,却常被邻居家养的三只神经质的吉娃娃犬围攻,被三个小不点儿们纠缠得毫无办法只好落荒而逃。

Nash还很八卦,平常他和房东住在楼下,但凡我们起身走动,Nash就要蹭蹭蹭地蹿上二楼来顶开门看个究竟。后来熟络了,我就常把Nash留在我的房间。有一次我和小马哥躺在床上睡午觉,Nash在我们床下趴着,我突然被一阵恶臭薰得坐起来,我对小马哥喝到,你放这么臭的屁能不能先有个预警!小马哥说我才没有放屁。结果Nash看到我坐起,波澜不惊地抬起眼皮瞟我一眼,我才醒悟Nash才是始作俑者。后来几次Nash又趁趴在我房间时放毒,我总被臭得哈哈大笑,Nash倒是镇静地连眼皮都懒得抬一抬了。不是说狗的嗅觉敏锐度是人的几十倍吗,Nash是怎么忍受自己屁的恶臭的啊?

我们搬离Vermont的那天房东带着Nash回父母住所了。没来得及与Nash告别,一直有点遗憾。

一年多后与小马哥闲逛,见到一只Vizsla犬,因为这品种的狗并不多见,我直接叫出,呀那不是Nash吗?

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回去看看你呢Nash,你这只与伟大的数学家同名却好像并没有如其名的狗狗。

不过如果天天可以在太阳下草地上快乐地追逐着心爱的球球,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人类的面前放着臭屁,谁又在乎是不是聪明得像个数学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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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 Williams去世了,或因严重抑郁症而自杀。

那么慈眉善目、那么擅于在作品里让观众捧腹大笑的一个喜剧演员,怎么会败给悲伤?

心里很难过,想起一句话:你笑,全世界陪你笑;你哭,惟独你一人哭。

经过这么些日子,也混混沌沌中有些开化,笑,不一定让越多人听到就越好,陪你笑哪里算得上珍贵,但有人愿意听你哭,陪着你直至你破涕为笑,便是要花一生力气去珍惜的人。

因为有愿意听我哭的人,我从未败给过悲伤。不需要世界上有别人陪我笑,那些为我抹去眼泪的人,早已成为我的全世界。

坐在出租车上接完电话,韩国大叔司机回头看我一眼,说,你是韩国人吗?

我说,不是,我是中国人。韩国大叔说,喔,你的口音和韩国人很像。

大叔问我,来美国多少年了,我说,整3年了。大叔说,我来了28年了。

大叔和我唠起嗑,说,你一定知道Banana指的是哪一群人吧?我说,知道呀。大叔说,我的三个儿子,就都是Banana,那你知不知道Coconut说的是哪些人?我笑着说不知道,大叔说,Coconut外面是棕色的,里面是白色的,说的就是那些有着一颗美国心的印度人。而Egg,就是指那些娶了中国或者韩国老婆,觉得亚洲文化也是自己的文化的美国人。

真是个欢乐的大叔!

我问大叔,那在家和儿子们说话是说英文还是韩文?大叔说,英文啊,他们不会说韩语,连听都听不懂!

我问,哪怎么和Grandparents沟通啊?大叔哈哈大笑,他们连和parents沟通都很少,更不会和Grandparents沟通了!

倒是没有一点点难过的样子。

于是开始聊起大叔的儿子们。

三个儿子虽然是都是Banana,性格却还是像韩国人,安静,甚至有些害羞。大儿子学Biology,拿全额奖学金,二儿子学数学,拿了部分奖学金,小儿子,用大叔的话来说,是三个儿子里最”Dumb”的一个。我问这是怎么说,大叔说,他呀,他的大哥SAT考了2400分,二哥2100分,他只有1900分,没有奖学金,去读了个SUNY的engineering系,觉得太难,转去读Business了,现在只一心想做Actor。

我说,你的小儿子一定非常good looking!

大叔说,你知道曼哈顿的餐馆里,有多少waiter是actor吗?他们是真的actor,是找不到角色的actor。我总是告诉我小儿子,你不知道这一行有多难,对亚洲人来说,就是one in a million!就算有角色了,也是些不好的角色,丑,懒,坏!我总是和他说,你一定要完成college,要读更高的学位,我们亚洲人在这里,只有比美国人更努力学历更高才能和他们赚到一样的钞票。

这是个苦口婆心却乐观的爸爸。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保持着热烈的语调,每每停顿之前,还捎带几下欢快的笑声。

接下来就说到了电影,我说我最近大爱韩国电影,大叔呀呀呀地很激动,说推荐你看一部好片子,叫Old Boy。我说当然看过了,算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了,现在我最爱的男演员是宋康昊,大叔欢乐地说,那你一定要看JSA(共同警备区)!我说,嗯看过了。大叔又列了几部,汉江怪物,雪国列车,到最近的辩护人,我一一答看过了,除了雪国列车,都是我的大爱。

下车的时候,大叔也下了车和我站在车边接着聊。我说起另一个喜欢的韩国男演员河正宇,但是不知道怎么发他的韩名音,大叔说,把我的手机号记下来,发短信给我,我好看看是什么电影。

在我存大叔手机号的时候,大叔说,我叫Larry,你写上taxi driver Larry,这样你不会忘记,记得要把那演员的名字发给我。

道别之后,我才想到,大叔的小儿子一心想当actor,也许是有潜移默化的原因的呢。

就这么在纽约的Yellow cab上,认识了这位欢快的韩国拉里叔。

感慨纽约真小,而纽约也真大。

从1997年15岁读到黄碧云获新人奖的小说《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开始,迷恋热爱这个女人16年。

16年里,每有迷惑、愤怒、恐惧、疲累,或者仅仅是无话可说,都会看她的书。背着她的书出差、旅行、搬家、留学。

对她的偏爱未减,偏爱的原因却随成长而改变。

从前喜欢《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呕吐》、《盛世恋》,这样情感激烈至催人呕吐的文字,现在喜欢她的《后殖民志》、《媚行者》,对生命世事冷静而疏离之诠释。

今天重读《后殖民志》的序《理智之年》,忽然安心。

不过一时一刻。

明白,理解,平淡而安。

把这篇序一字一字录入下来。

然后便不再纠缠于无法定义自己。

我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求解答。

如此步入,理智之年。

《理智之年》—黄碧云

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只是不再见面。

也想不起,最后一次什么时候见面,的门关上,回头看一看,我有没有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大概没有的。

从愤怒的年纪开始。然后我们为了不同的原因,不再愤怒。

愤怒和什么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后来的,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一样,不过一时一刻,主义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法,愤怒是一种尝试理解世界而生的态度。

都不是信仰。

因此,都有她的生命,有开始,有终结。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个一个的消失。在我的生活中消失,在他们既往的生活中消失。当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解答当前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再定义自己。

已经好久没有见过他们了。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只是不再找我,而我见到他们,又感到无话可说。他们还是很能说的,说话都漂亮动人。很能说,我不同意他们,但从来不想说服他们,当然也不能说服他们。

无话可说,我不再相信,革命什么,打倒什么,自己先被打倒了也不能打倒什么。他们也不想念吧,不想念,又没有更好的信仰,胶着。大家在俗世寻找各自的道路,愈行愈远。

心中时常挂念他们,但已经,无法接近。

也是这样和C渐渐远离。我们从前总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说位置之战、法兰克福学派、社会主义、魔幻写实主义,写什么,做什么。天天见,还变变变,谈不完。渐渐远离,非常慢,时间非常长。已经很少见,一次到同事家玩,午夜三时,发觉他就住在街角,就去按他的门铃。他开门,见到我,一呆,就道,是你,进来。没什么,谈谈谈,到午夜四时,我说,我走了。他就送我走。

现在到了不再午夜去按人家门铃的年纪,会考虑别人多一些。但我还是很珍惜,有些人,可以午夜三时去按他的门铃,他也不惊奇,只说,是你,进来。

又是午夜三时,我和游站在湾仔等着在说话。抬头便见到他。他说,我在车上,见到两个女子在街头,这么夜了,想可能是你,便下来看看。当然我们不再谈法兰克福学派。不因为左翼学派过时,而是生活给我们极为艰难的历练,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寻求解答。

一时一刻,女性主义可以解答。我们一起在天台做泥胶公仔,在一个女性主义卖物摊子去卖,再思去了哪里,移了民后就再没有联络。我和K,那么亲密,她流泪时我静默,我出版第一本书书名是她替我想的,我要去巴黎就跑到她家借她同房的哑铃举重,说要练大只好提行李,我们一起游行示威,一起喝醉酒,我知道,她穿三十四号鞋子。什么时候,我们对女性主义有不同的理解,而她的愤怒,不因我而生,却刺痛了我。

… …

生活的考验,极为严酷。还未打倒什么,我们首先已经被打倒了。我们对我们相信的主义,或远离,或重新演绎。我们会因此失去我们的朋友同志。我们慢慢会知道,原来我们的知识与信念,亦不过是一时一刻,正如我们的生命,有开始,有结束,有限制。我说后殖民主义,并且追索,我说女性语言,过后不过是一堆电脑虫虫垃圾。

明白,理解,平淡而安,有选择,有追求—如此步入,理智之年。

距上一次,我们谈有关生命的话题,又过了很多天。

生命的记忆,是否像此刻笔下的字,轻轻一划,曾留下的痕迹,就被覆盖?

生命有没有另一对起止点?有没有打算过要从哪一天起、到某一天,划分段落?有没有想要加入歇止符?有没有标记中途的停靠点?有没有人在剪辑生命?有没有人为生命之黯淡配上小圆舞曲?

你回忆不起生命的惊喜,头脑里是还未被写入的大片空白。你讲述不出昨天与今天的区别,至明天,你无法预测明天与今天的不同。你错觉是时间凝滞于一点。

你说,怎么都是一样。

音乐在耳边,也不像是你的耳朵。唱机精确显示某一行至某分某秒–这也是一种时间的概念么?可是唱机的所唱进入不了你的耳朵,只茫茫然试探你的耳膜,而后便在你耳膜前碎裂。

你于是没有张力地无来由脆弱,因为生命碎片如一个个破碎音符,并不成曲。然而你可以重复播放,看着唱机上的红字跳回00:00,下一分钟也还可以是00:00,可以静止不动的00:00。

你以为生命也就是这样。

我离开我们聊着生命的房间,也结束对你的生命的窥伺。

Come with me.

Come with me.

让我和你牵手离开,让他人为你我编排生命,让我们生命之黯淡在他人口中被哼成小圆舞曲。

让我们去坐摩天轮。

让我们距离地面几十米的高空交换眼神。

让我们互送暖昧的吻。

让我们假装一秒钟的死亡。

落地了,头发长长了一厘米,你好像不是你,我好像不是我。